重庆配资网王自称与张文祥并不认识

作为晚清知名奇案，“刺马案”奇就奇在刺客作案动机不明，各种笔记小说、野史记载以及戏剧、弹词演绎绘声绘色，以至衍生出“渔色负友”“为国除逆”“丁日昌主使”等说法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军机处《供招册》一本，录有30人供词，是官方最重要的证据材料，但其中疑点重重，使该案虽过去150年，依然迷雾难去。

一、在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，马新贻猝然被刺

根据《供招册》目击证词，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七月二十六日，马新贻在总督衙门附近的演武厅校阅武职人员考试。此考试称为“月课”，每月二十五日举行。同治九年七月“月课”因下雨延期一天，又因参考人员众多，故分为四棚，仅头棚由马新贻亲自校阅。是日巳时（9:00-11:00），马新贻将头棚阅完，从总督衙门后角门步行回署。

旗牌（仪仗人员）先走，其后是差弁冉雄彪、蒋金鳌、王长发、费善乐四人，第三是负责领道的武巡捕叶化龙、唐得金二人，接着就是马新贻，最后是家丁张荣以及差弁方秉仁、刘云清、潮枝桂、朱信中五人跟随。正当旗牌以及差弁冉雄彪等四人走入角门时，突有一人冲出“跪道求帮”。见有人拦路，武巡捕叶化龙用手将那人推开，唐得金上前查问。马新贻得以继续前行，但忽有一人喊冤，并直扑马面门而来。只听得马新贻“呵呀”一声，已然被刺。

《供招册》封面及首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变起仓猝，差弁方秉仁立刻抓住刺客辫子，并将其手中小刀夺过，家丁张荣亦连忙上前搀扶马新贻。总督被刺，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惊呼。差弁冉雄彪等四人在门内听到喧闹，赶紧回转，听见马新贻说：“扎着了。”几乎同时，正在演武厅照料剩余三棚考试的署中军副将喻吉三也听到异样，连忙赶出，指挥差弁将刺客捆绑并看守起来。刺客被抓时，口称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”，还说了“有来有去”的话。随即，众人七手八脚将马新贻抬入内堂。至次日未时，马新贻因救治无效身亡。

二、现场形成“单刀”之势，难道仅仅是巧合

从案发现场的态势来看，马新贻虽未坐轿而选择步行，但其前后簇拥的护卫人员，就算除去旗牌、家丁，也有10人之多。安保措施不可谓不严，可刺客却等到差弁冉雄彪等四人走过、武巡捕叶化龙等二人被“打岔”后才出手，结果对马新贻形成了“单刀”之势。刺客对于时机的拿捏，可谓相当到位。若说是单独作案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

经事后讯明，刺客名叫张文祥，河南汝阳县人；“跪道求帮”之人名叫王咸镇，山东郓城县人。王咸镇是不是张文祥的同谋？他突如其来的“打岔”，是纯属巧合，还是精心设计的“套路”？据王咸镇供，他是武生出身，此来南京的目的，是为了投靠同乡马新贻（马是山东菏泽人），以便谋个差事。不过马并未直接出面，而是通过府内王姓师爷，先后两次共接济了王四千五百文钱。但随着路费用尽，王被饭店撵出，正苦于无处落脚之时，被烟馆老板刘学带至自家大烟馆居住。后经刘学指引，前去“跪道求帮”。张文祥“刺马”后，王咸镇趁乱跑回烟馆，是事后才同刘学一道被查获解案的。王自称与张文祥并不认识，实未同谋。

如果单从供词来看，似乎王咸镇的出现纯粹是个巧合，但令人不解的是，他明明已经搭上王师爷这条线，若想见马新贻，为何不去恳求王师爷施以援手，却大费周章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给马难堪？更令人生疑的是，马遇刺后，作为现场的重大嫌疑人，王咸镇竟轻松脱身！这是安保人员的后知后觉，还是有人故意将其放跑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王咸镇真的毫无问题，那么指引他的刘学则绝不简单。

刘学供称，他是安徽寿州人，本在总督衙门充当轿头，因在外赌博被革职，随后以开设大烟馆为生。可见，刘学是个典型的“江湖混子”。他与王咸镇非亲非故，两人也只有一面之缘，为何在王身无分文的情况下，不仅大发“善心”容留其居住，还利用自己熟悉衙门情况的便利，指引王“跪道求帮”？难道他就不怕因此受到连累？而作为一名外地人，王咸镇本不知“月课”之事，更不知马新贻在校阅完毕后习惯步行回署。可凑巧他遇到了刘学，刘又凑巧在督署当过差，知道这些关键细节。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？

三、张文祥“刺马”，是一时气急还是蓄谋已久

据张文祥供，此次“刺马”已经是他第三次行动。该三次行动，都牵涉一个人物：时金彪。时金彪系河南杞县人，曾是福建汀漳龙道衙门的公差。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九月间，太平军攻陷漳州，将他俘虏，正欲斩杀，因张文祥在太平军中充当护军，问系河南同乡，为之求情，得以免死。至该年末，张文祥见官兵势众，遂与其叛逃。此后，两人通过关系，分别在汀漳龙道和浙江巡抚马新贻衙门充当差人。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二月，张文祥来到浙江省城杭州。他找到时金彪，托其代谋巡抚衙门差事，以便行刺，结果被时金彪婉拒。张文祥见不好下手，只能作罢；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八月，张听说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，便开始第二次刺杀。此次他仍想通过时金彪找到刺杀机会，但时金彪已经因公外出。正愁找不到路子时，张文祥看见总督衙门墙上贴着“月课”榜文，便想寻机行刺，但当天见到人多，又恐当时皆穿棉衣，刀难以扎透，故图来年夏天衣衫单薄时再动手。

同治九年六月十九日，张文祥抵达南京，开始第三次行动。当时正值江南乡试举办在即，城内管控严密，因为没有熟人作保，张文祥先后在两家旅店留宿，均没住几天就被赶了出来，最后只能假称“张泳淋”，在一家小饭铺落脚。

张文祥“刺马”，前后三次付诸行动，跨度达三年之久。其利用时金彪未成，又想他法；提前踩点，觉得时机未到，又果断选择放弃；第三次行动，虽在住宿问题上波折不断，但始终没有中止，而是想尽办法潜伏南京一月有余，终于等到“月课”举行，一击即中。显然，张文祥“刺马”是蓄谋已久、志在必得的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

四、到底是何仇恨，张文祥必欲“杀马”而后快

为弄清这一切，案件初审时，江宁将军魁玉陆续将张文祥的亲戚朋友提解到案，隔离审讯。根据这些人和张文祥自己的口供，张四十六岁，父母俱亡，也无兄弟，早年由河南到宁波做生意，娶同乡罗氏为妻，育有一儿两女，后以开小当铺为生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间，太平军攻打宁波一带，张文祥将钱财交由妻子罗氏带到乡间避乱，自己则加入太平军，先后转战安徽、江西、广东、福建等地，直到遇到时金彪。从太平军逃出后，张文祥本在福建汀漳龙道衙门当巡查勇，不久因口粮问题辞职。之后，他回到宁波，得知妻子因自己数年未回，已经改嫁给吴炳燮为妻，当初交给她的银钱也被“吞骗”。气忿之下，张文祥到官府控告，但官府只把罗氏断回，未追银钱，也未将吴炳燮问罪。张文祥因无钱度日，只得向早就认识的海盗王老四、龙启沄等人借钱，又做小当铺生意，并代为销赃，有时还一同出海行劫。

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正月，浙江巡抚马新贻到宁波阅边，张文祥拦轿告状，但因事小，马未受理。吴炳燮愈发得意，并屡屡羞辱张文祥，又把罗氏勾引走。四月，张文祥再到官府控告，官府仍将罗氏断回，但不管银钱。张气急，竟逼妻子自尽，弄得家败人亡。九月间，张文祥与王老四、龙启沄等人在酒馆偶遇。众人皆为张抱屈，并说自己的同伙也是被马新贻所杀，遂怂恿张文祥刺杀马新贻，张答应一有机会就下手。此事后，张文祥决定重操典当营生，却遇上巡抚马新贻公告禁止。无奈之下，只得私开，结果又遭到地痞敲诈，小当铺倒闭。种种不幸，张文祥皆归咎于马新贻。

然而，无论是未准状纸，还是剿捕海盗、禁开小当铺，马新贻都并非专门针对张文祥个人，这谈何血海深仇？又何以能支撑张坚持“刺马”数年而不言弃？且明明这一切肇始于吴炳燮，他为何不去击杀吴，却把仇一股脑全记在马的头上？可惜，也是可疑的一点，《供招册》中竟没有吴炳燮之供。也就是说，关系到凶犯作案动机的关键人物，竟未到案接受讯问！是办案人员觉得已经协查过吴炳燮一案，无须多此一举，还是怕传人到案，问出别的隐情？且通过勾勒张文祥的社会关系，发现他开过典当行，与龙启沄等海盗来往密切；加入过太平军，也转投过清军；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，也当过正儿八经的官差；投太平军后一别数年，完全不顾及家人感受。可见，张文祥是一个长期混迹社会的江湖人士——他口称义气，并不恋家，却视钱财甚重，做事不计后果，更不担心连累家人，绝非安分守己的顺民。

五、种种怪象有悖常理，背后岂能不暗藏猫腻

以张文祥的个性特点和社会关系，他的确有被人利用成为一名“杀手”的潜质。不过，他在供词中坚称无人主使，并说：“如有主使之人，我即早早供出，岂肯自受重罪并累及子女？”张文祥的话看似合情合理，但实则不尽不实。他前后三次行动，第一次未对儿女作任何安排，第二次仅给儿女留下了两吊钱、五斗米，第三次也仅留有一吊半钱、五斗米，也没有事先将子女藏匿起来。且初审时，是张文祥自己主动交代子女在哪居住，以致魁玉顿时派人轻松拿获。

据现场人员证词，当时至少有六名护卫听到张文祥说过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”或“有来有去”的话。对此，张并不否认。那么问题是，谁养之？谁用之？所谓“有来有去”，意思难道是有因必有果，出来混迟早要还？又据魁玉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八月奏报，当被问及行刺原因，张文祥坚称“既已拼命做事，甘受碎剐”。种种迹象，使得魁玉奏称“佥谓必有主使之人”。“佥谓”，就是“大家都说”，亦即常情常理。张文祥的言行与供词自相矛盾，明眼人一看便知蹊跷，无怪乎安徽巡抚英翰、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等人纷纷上奏，要求彻查并揪出幕后主使。王家璧还特意提醒“须严防刑禁人等，或有令其速死灭口情事”，这是连办案人员都不放心。

在此案办理以及结案之后，还发生了许多令人疑惑的怪事：初审时，受命前来参加会审的张之万故作拖延，迟迟不到任；复审时，主审官曾国藩摆出一副事不关己之态，始终没有亲自问供；结案时，参与审案的候补道孙衣言、袁保庆拒绝签字；结案后，同为主审官的郑敦谨不回京复命，竟在半路托病开缺。以上种种，无不有悖常情常理。正所谓“事出反常必有妖”，其中一定暗藏猫腻。

六、作案动机虽众说纷纭，但皆难以经受推敲

围绕“刺马案”背后主使问题，李慈铭、薛福成、王闿运等当时社会名流对此议论纷纷，但他们不是该案的亲历者，且又因《供招册》长期秘藏大内，无从阅知，故其消息大多得自传闻，要么将案发日期记错，要么将马新贻出行方式记错，皆存在明显硬伤，结论自然也不足为凭。

郑敦谨、曾国藩致军机处的咨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在“刺马案”的众多说法中，“渔色负友说”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。大意是说马新贻在安徽办团练，某次作战失利，被张文祥所俘。张早有反叛之意，故引其同类曹二虎、石锦标与马结拜为兄弟，归顺清廷。之后，马新贻统“山字营”，张文祥等三兄弟在其营内效力。随着军功不断，马新贻升任安徽布政使，却看上曹二虎之妻，欲占为己有，故设计除掉了曹二虎。张文祥知道内情后，誓为兄弟复仇。为此，他苦练刺杀本领，以剧毒淬炼钢刀，最终得手。此说法“高官”“桃色”等八卦元素拉满，市井喜闻乐见，很是抓人眼球，但恐难经得起推敲。一方面，在《供招册》中，压根就没出现过曹二虎此人，更遑论结拜；另一方面，据张文祥供，第三次“刺马”时，他二十五日就已行动，但因下雨扑空，回来时“走至塘边，因小刀并不锋利，顺拾瓦片擦磨”。这个细节恰恰说明刀上并无毒药，否则擦磨时一旦割破皮肤，死的就是张文祥自己。看来，马新贻被俘、结拜以及渔色等情节，大致是有人将时金彪、吴炳燮之事进行了嫁接、杂糅。毕竟，穿凿附会、煞有介事，这很符合谣言的传播逻辑。

其次是“为国除逆说”。大致是说马新贻是回人，世奉天方教（伊斯兰教），其暗奉回部某叛王之命，准备谋反。张文祥偶然得知这个消息，决定为国除逆。此说法也不靠谱，以张的经历和个性，他似乎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。不过，时金彪的确提过马新贻家信奉回教。复审时，张文祥也说过“马总督系回教中人，闻其与甘肃回匪勾通”，故“起意刺杀，系属报效”，并称马新贻“通回”，是时金彪告诉他的。不过，该说法遭到了时金彪以及官方的断然否定，认为这是张文祥为了减轻罪名故意捏造的污蔑之词。

至于“丁日昌主使说”，这主要源于王家璧的奏折。大意是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犯了命案，由两江总督马新贻审理，丁日昌请托不行致有此变。该说法前后逻辑不通，被主审人员所否。其实，王奏内的一句“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”，已然透露了其借机“拉踩”丁的用意——不过是因为丁办理洋务时敢作敢当，得罪了王家璧一类的清流。

七、供词实在难称信谳，“刺马案”已成疑案

当然，丁日昌属于淮系，跟李鸿章、曾国藩皆关系密切，而两江又素称湘、淮两系地盘，故当时还有传言说丁的背后是曾国藩。不过，此说法未免牵强，且不说以曾氏的学识和人品，应该不屑此等鬼蜮伎俩；就说案发前夕，曾国藩正在天津处理教案，已经弄得焦头烂额，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策划如此大案？反而是换成其九弟曾国荃，倒有几分可信。当年，曾国荃攻下南京后因被苛责不得不告病开缺，接替他担任浙江巡抚的，正是马新贻。等到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，前来接任两江总督的又是这个马新贻。以曾国荃一贯的火爆脾气和无所畏惧的个性，会不会是他在暗中替大哥和湘军出气？可问题是，此时的曾国荃正赋闲在家，鞭长莫及。那会不会是由他授意，或是湘系中的其他人干的？

在该案中，署中军副将喻吉三的供词似有可疑。喻吉三，湖南宁乡人，本是湘军水师的一名哨官，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曾国藩复出后调其领军，其部称“护军”，是曾氏大营的护卫部队。马新贻被刺时，他刚好不在现场，他的亲供全系推诿之辞，似是在竭力撇清某种关系。而马新贻的护卫中，有两人的籍贯是湖南湘乡，一看便是湘勇出身。一个是武巡捕叶化龙，王咸镇“跪道求帮”正是他推开的；另一个是差弁刘云清，案发时他站在马新贻身后。此二人一前一后，是不是内应？王咸镇是否就是他们放跑的？一个旁证是，前两次“刺马”张文祥都选择中途放弃，为何第三次他觉得时机已到且那么坚持？难道是此次早有人暗中安排好了一切，就等他出手？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如果确是湘系中人主使，那慈禧太后又为何要派曾国藩回任两江并主持复审？这种安排不是在有意干扰办案吗？此外，就算是湘系所为，郑敦谨何以不敢回京复命？毕竟湘系势力再大，也难以遍及京城。这背后，是否另有更强、更可怕的势力在暗中操控？

总之，“刺马案”仍有诸多疑窦。张文祥虽承认说过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”的话，但对于有无主使、谁人主使等这些最敏感、最核心的内容却避而不谈。显然，这是官方对《供招册》动了手脚，为了结案，不惜罔顾逻辑强行“闭环”。而随着时间的消逝以及证据链的缺失，后世要弄清楚真相，除非有更有力的材料支持，否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（文/刘少波，南宁海关四级调研员；李霞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。本文刊于《文史天地》2025年第6期）